儒家倫理與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認批準識——基于對兩晉南北朝的考核
作者：桑東輝（黑龍江年夜學哲學學院傳授）
來源：《倫理學研討》2023年第3期
摘要：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由統一到決裂、再由決裂復歸統一的特別歷史時期。其間，中華平易近族遭受了劇烈的平易近族沖突和劇烈的文明碰撞，但同時也加快了平易近族融會和文明交通。中華平易近族非但沒有因平易近族沖突而走向徹底決裂，反而復歸于一統，這此中起到關鍵感化的是儒家倫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傳統儒學雖然遭到來自魏晉玄學、釋教、道教的沖擊和挑戰，但還是官方意識形態和全社會廣泛尊奉的品德準則。隨著華夏喪亂、晉室南渡，儒學從華夏漢文明圈向塞北、遼東、涼州、江南、嶺南等平易近族地區傳播輻射。兩晉南北朝時期對儒家倫理的認同不僅加深了對政權正統觀的反思，也強化了對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認批準識，更為我們明天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供給了歷史鏡鑒。
作者簡介：桑東輝，黑龍江年夜學哲學學院傳授，哲學博士
兩晉南北朝時期，在西晉初年短暫一統后，“八王之亂”又掀開了戰亂的尾聲，而后中國進進到一個平易近族沖突、南北對峙的亂世。從某種意義上講，“八王之亂”后的兩晉南北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平易近族沖突最劇、文明融合最深、對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構成影響甚年夜的決裂對峙時期。在長達三百年的決裂對峙、戰亂紛爭中，中華平易近族非但沒有分崩離析、風聲鶴唳，反而依附中華文明強年夜的內生力、包涵力、向心力和凝集力，有用消弭了平易近族沖突和處所割據，在隋初從頭實現統一，奠基了隋唐亂世的基礎，構成了以華夏為焦點、以平易近族融會為特點、多元一體的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這此中，倫理認同特別是對儒家倫理的認同成為耦合和集聚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感情紐帶、價值中樞和精力密碼。
一、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來往和文明交通
自成都王司馬穎引少數平易近族酋豪劉淵為外助，開啟平易近族沖突的尾聲，中國便進進到一個平易近族劇烈沖包養突和加快融會的歷史進程中。在平易近族沖突與融會的表象下，文明的碰撞、對話、互動、交通以及最終走向認同是推動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不斷集聚的深層內因。
1. 平易近族間的沖突與融會
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盡管全國范圍內存在著分歧水平的平易近族沖突與平易近族融會，但凸起表現為南方少數平易近族與漢平易近族之間的沖突與融會。在少數平易近族政權徹底占領華夏后，以江淮一帶為界，構成了少數平易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的南北對峙。
兩晉南北朝時期，平易近族關系呈現出由沖突到融會的過程。一方面，隨著平易近族交通的深刻，少數平易近族酋豪為了維護統治，重用漢族士人幫助管理國家，構成了由少數平易近族酋豪和漢族士年夜夫聯合組成的統治集團。如前秦苻堅倚重王猛，北魏三代帝霸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都重用崔浩（盡管崔浩最終被太武帝拓跋燾處逝世），后趙石勒招攬張賓為其謀士。另一方面，隨著少數平易近族進主華夏，晉室南渡，滯留華夏的世家富家紛紛結塢自保。少數平易近族統治者不僅吸納這些漢人世家富家後輩仕進，並且加強與他們之間的政治聯姻。北朝時期，對政治影響較年夜且與少數平易近族關系緊密的漢族世家富家重要有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包養網太原王氏等。
綜上，盡管兩晉南北朝時期平易近族沖突加劇，但同時也促進了平易近族間的交通與融會，加快了多元一體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集聚和構成。是以，在某種水平上講，“‘五胡亂華’這段歷史在中華平易近族成長過程中占著關鍵性位置，所以我們可以說，有了‘五胡亂華’這段歷史，才有了現在輝煌于世界的中華平易近族”[1]（概說2）。
2. 文明上的碰撞與交通
平易近族之間的沖突與融會只是一個表象，深層次上是文明的碰撞與互動。漢族與少數平易近族之間的區別重要表現在文明和文明水平上的差異，正如陳寅恪師長教師所言，“所有的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略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即文明之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2](79）。這一時期，少數平易近族向慕漢文明，并積極漢化，北魏孝文帝就是鼎力奉行漢化的激進改造者。到了唐代，原北魏皇族和貴族集團后裔已基礎漢化，成為華夏族的一員，如拓跋氏后裔元稹、禿發氏后裔源乾曜等都已經成為典範的儒家士年夜夫。
從某種水平上講，南北朝時期各少數平易近族與漢族之間始終都在進行著文明上的交通、互動與融會，其主流無疑是少數平易近族的漢化。“漢化的過程也便是較高級的經濟、文明戰勝較低級的經濟、文明的過程”[3](132）。“‘五胡’以致拓跋族之異化于漢族起首由于漢族的經濟、文明是較高級的，有助于各族國民生產上和生涯上的改革，因此能夠在嚴重的破壞下堅持下來，并且接收了各族帶進來的好的東西，構成一個內容更為豐富的新的平易近族文明。”[3](132)
平易近族融會為華夏族注進了勃勃生機。隋之所以能掃滅南朝、一統全國，唐之所以能成為舉世矚目標亂世王朝，此中一個主要緣由就是平易近族融會為華夏平易近族注進了生機和活氣。相對于漢人士族門閥樹立起的東晉及宋、齊、梁、陳，平易近族深度融會的南方政權在精力氣質上則少了一分綺靡華麗，多了幾分粗獷豪邁。依照閻步克師長教師所論，相對于南朝，北朝政治結構的最年夜特點是“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國人武裝體制”，這種結構使北朝成為專制帝國復興的“歷史出口”[4](219）。在分歧平易近族文明的碰撞和沖突中，北朝在經歷了漫長的動蕩后，激發出血性和創新精力，優化了體制機制。“在軍功貴族和國人武裝支撐下的強年夜皇權，逐漸重振了權要政治”[5](125）。體制機制的優劣決定了實力對抗的強弱，這從北朝叛將侯景以一己之力就攪得南梁雞飛狗跳、社稷危墜中可以獲得明證。在某種意義上講，侯景之亂不僅導致了蕭梁的滅亡，也減弱了南朝實力。侯景之亂后，代替蕭梁的陳朝其版圖已較此前的東晉和宋、齊、梁年夜為萎縮，實力也年夜為減弱，并最終被隋朝所滅。
從廣義上講，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融會是分歧文明之間的碰撞、互動、交通與融會。平易近族融會不僅給政治格式和權要體制帶來極年夜的影響，也給社會品德生涯以及倫理觀念帶來了新氣象和新變化。一方面，少數平易近族社會風俗、生涯習慣傳進華夏，給漢文明注進新鮮血液。南方少數平易近族的強悍進取精力決定了在南北對峙中，彪悍的北朝多能在氣勢上壓倒奢侈荏弱的南朝。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惟為代表的華夏文明也對少數平易近族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少數平易近族逐漸認同以儒家為代表的漢文明和忠孝節義等儒家綱常名教，并從姓氏、服飾、禮俗等方面加快實現漢化。
在談到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認批準識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平易近族團結之根、平易近族和氣之魂。”[6]而作為一種倫理型文明，倫理認同無疑是文明認同的內核，是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認批準識中基礎之基礎、焦點之焦點。兩晉南北朝時期，在劇烈的平易近族沖突與文明碰撞下，隨著儒家文明的傳播，儒家倫理衝破漢文明圈的苑囿，成為當時各族國民配合尊奉和認同的倫理價值。對儒家倫理的認同進一個步驟鑄牢了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即使歷經三百年戰亂決裂，中華平易近族也沒有分崩離析，反而加倍緊密團結。
二、儒學向少數平易近族地區的傳播與儒家倫理對少數平易近族的影響
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思惟異常活躍的一個時期，儒、釋、道鼎足之勢，但總的說來，能從思惟觀念上將中華平易近族凝結成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配合體的，唯有儒家。確切地說，儒家倫理成為兩晉南北朝時期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的焦點精力和內在引擎。從凝集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角度講，兩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傳播以及儒家倫理對少數平易近族地區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對政權正統性等問題的解讀和重構上。
1.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傳播與社會影響
談玄尚虛的魏晉玄學養成了西晉士人尚虛浮、喜清談的社會風氣，但華而不實的士族貴胄終究在少數平易近族的鐵騎下潰不成軍，西晉也是以滅亡，司馬氏統治集團只落得倉皇南渡，偏安一隅。少數平易近族政權雖蕩滌了虛浮的玄學，但并沒有排擠漢人的儒學。儒學在南北朝時期非但沒有湮沒，反而成為各平易近族政權廣泛尊奉的意識形態，并由華夏地區向四裔傳播。
在十六國時期，南方少數平易近族政權積極吸引儒士，興辦儒學，組織貴族後輩學習儒家經典。如，前趙劉曜在長樂宮和未央宮立太學和小學；后趙石勒立太學和十余小學；前秦苻堅廣修學官，立學校；南燕慕容德也敕建學官；后秦姚萇不僅立太學，還在留臺、諸鎮、各署置學官……這些少數平易近族統治者不僅重視興辦儒學，還經常深刻學校，考課諸生，選拔人才。《晉書·石勒載記》記載，石勒曾“親臨鉅細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苻堅每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對那些學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加以旌表。呂思勉師長教師曾評價后秦姚氏說：“其寵遇師儒，弘獎后學，亦視中國無愧色也。”[7](1008)
僻處西部邊陲的五涼政權也趁華夏喪亂，年夜舉吸引儒生，迎來了儒學西漸的盛況。《晉書·禿發烏孤載記》記載，“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看；楊統、楊貞、衛殷、麹丞明、郭黃、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儒學在河西涼州一帶能夠敏捷興起和繁榮，既依附早年遷進的華夏名門看族，更離不開大批避禍西遷的華夏儒士。對此，有學者指出：“涼州一帶，自張軌以來，華夏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因此從前涼到北涼，這里的儒學頗為發達，如敦煌人宋纖、有門生受業者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有門生百余人；略陽郭荷，敦煌郭瑀，亦皆精曉經義；他們都是前涼時著名的儒者。”[8](559)
應該說，儒家文明的滲潤深入影響了少數平易近族的文明習俗，在各包養少數平易近族政權中逐漸樹立起尊卑有序的倫理觀念。少數平易近族平易近風質樸，最後并無漢人的尊卑禮儀和忠孝觀念。《晉書·姚弋仲載記》記載，“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但隨著漢化水平的加深，高低尊卑和君臣觀念也在少數平易近族政權中得以敏捷強化。《隋書·經籍志二》記載，“自晉永嘉之亂，皇綱掉馭，九州君長，據有華夏者甚眾包養行情。或推奉正朔，或化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平易近之務，蓋亦勤矣”。
歸根結底，儒家的治國方略和管理後果才是少數平易近族政權奉行儒學、加快漢化的原動力。正所謂“胡族政權漢化是以政治需求為動力的強制性轉型，達到的後果是不成估計的，而統治集團敬慕漢文明并起首儒化是一切這類漢化辦法實施的條件”[9](34）。在仿效漢族樹立政治軌制、社會軌制的同時，“北朝政權也很重視中國傳統品德，即儒家倫理思惟的引包養網進與傳播”[10](259），并依照儒家倫理精力，樹立起一整套以君尊臣卑為基礎的政權架構，構成了具有南方少數平易近族特點且兼容儒家政治倫理精力的政治生態環境。
2.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正統觀
平易近族沖突加快了西晉的滅亡，中國墮入長期決裂混戰的局勢。從十六國的割據到南北朝的對峙，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共主，這就存在華夏正統與政權符合法規性的問題。有的以漢人士族偏安江南樹立的東晉和宋、齊、梁、陳為華夏正統，有的則認為華夏地區那些不斷漢化的少數平易近族政權才是華夏正統。
東晉、宋、齊、梁、陳等南朝政權因為是衣冠南渡的漢人樹立的政權，在政權的接續性方面上承西晉，雖然存在王朝鼎革、全國易主的問題，但基礎是漢人間的新舊遞嬗、前后禪代。守舊的士年夜夫天然視其為正統，而視南方少數平易近族政權為僭偽。好比，一些堅守華夏的漢人始終堅持晉為正統。永嘉之亂后，渤海世族高瞻率宗族避亂遼東，拒絕出仕少數平易近族酋豪慕容廆。《晉書·慕容廆載記》記載，慕容廆曾指責拒絕出仕的高瞻：“何如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面對慕容廆的威脅利誘，高瞻始終堅守傳統的晉朝正統觀，“辭疾等”。不難看出，在一些儒家士年夜夫眼里，少數平易近族政權絕非正統。
值得留意的是，不僅漢人堅守晉朝正朔，一些少數平易近族酋豪也以晉為正統。好比，《晉書·段匹磾傳》包養平台推薦記載，少數平易近族首領段匹磾忠于晉朝，自稱：“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包養平台推薦宋書·氐胡傳》記載，略陽淨水少數平易近族首領楊氏亦奉南朝正朔。在晉宋禪代之際，楊盛囑咐兒子楊玄：“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楊玄于是尊奉劉宋為正統，奉元嘉正朔。一些少數平易近族樹立的政權，為了躋身于正統之列，甚至將本平易近族姓氏改成漢人帝王姓氏。《晉書·劉元海載記》記載，少數平易近族豪杰赫連氏以“昔我祖先，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為依據而冒姓劉。因此，其后代劉淵樹立的政權最後就叫做漢，以表現承繼劉漢正統。
正統觀決定了做皇帝的資格。圍繞少數平易近族能否有資格當皇帝的問題，《晉書·姚弋仲載記》記載首領姚弋仲嘗囑其子曰：“自古以來未有蠻夷作皇帝者。我逝世，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可見，在一些少數平易近族酋豪眼里，漢族政權才是正朔，少數平易近族酋包養網豪是不成以做皇帝的。當時良多漢人將皇帝寶位看作是漢人的私人領地、少數平易近族的禁臠，好比劉琨就堅持“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晉書·石勒載記上》）。
事實上，兩晉南北朝的正統觀是多元的，對誰有資格做皇帝的問題也是存在不合的。針對姚弋仲“自古以來未有蠻夷作皇帝者”和劉琨“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的論調，少數平易近族首領石勒是堅決反對的。《晉書·邵續傳》記載，石勒斥責“蠻夷缺乏為君”的論調，“何無上之甚也！”石勒自詡：“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在這里，包養他自認為上應天符，撥亂歸正，並且獲得平易近眾擁戴，完整是正宗的皇帝，是天命所歸、萬平易近擁戴的正統，而晉朝則已經遠竄揚越，沒有資格再做華夏主了。
有研討者認為少數平易近族不成以做皇帝的論調實際上是晉朝極力宣揚并決心襯著的，以此來反制少數平易近族對晉朝政權的覬覦和沖擊。其“對于兩晉繼續維持傳統夷夏君臣次序、獲取民氣、宣示正統等具包養有主要意義，而對于少數平易近族首領建國稱帝的政治行動則產生了宏大制約與阻礙，‘蠻夷’成分反復拷問著本身能否擁有天命，從而在初期與兩晉正統位置的爭奪中，處于劣勢與不自負狀態”[11](134）。實際上，隨著西晉內亂，王綱解紐，少數平易近族能否可以為君、全國何為正統等問題都已經變得復雜而多元。既有如劉淵、石勒那樣同心專心想代替晉而為正統的少數平易近族酋豪，也有楊氏父子、姚弋仲那樣尊奉晉、包養網宋為正朔者。
晉室南渡后，華夏無主，一些少數平易近族政權往往以正統自居而彼此貶損。《晉書·劉曜》記載，前趙田崧被少數平易近族酋豪楊難敵俘獲后年夜罵：“氐狗！安有皇帝牧伯而向賊拜乎！”在這里，田崧以少數平易近族的前趙政權為正統，以前趙君包養網心得王為皇帝，而貶低同為少數平易近族的楊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無論哪個平易近族進主華夏，都以統一全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明的正統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12](4）。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政權始終堅持本身一剛剛是全國正統，而視南朝為僭偽，就像南朝視北朝為僭偽一樣。
3.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決裂對峙與全國一統
從晉滅吳統一全國到隋滅陳再度一統全國，這期間中國年夜部門都處在戰亂紛爭中。值得留意的是，盡管決裂對包養網心得峙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實然常態，但良多政權卻以蕩平全國、一統寰宇為己任，把全國統一視為應然狀態，表現出一種濃重的年夜一統情結。前秦苻堅在剿滅群雄、一統南方后，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發兵南征，誓滅東晉，混一宇內。淝水之戰苻堅戰敗后，南方再度墮入決裂割據，各方混戰。隨后，拓跋氏統一南方，樹立北魏。此后，北魏以及北魏決裂出的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雖都屢屢進攻南朝，但都無功而返。直至代替北周的隋王朝一舉滅失落南陳，中國才再度實現華夏一統。在南方政權頻頻南下的同時，南邊政權也積蓄氣力，伺機北伐，力圖恢復華夏。比較成規模的北伐有祖逖北伐、庾亮北伐、殷浩北伐、桓溫北伐、劉裕北伐，但這些北伐都因各種緣由或出師晦氣，或功虧一簣，均勞師遠征，損兵折將，無功而返。
不論南征還是北伐，也不論成敗若何，除了攻城略地的現實好處外，這里更多的是一個混淆海內、一統寰宇的年夜一統情結。以前秦苻堅包養網為例，《晉書·苻堅載記》載，在淝水之戰前，苻堅就曾表露心跡道：“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蠻夷應和，朕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從中可見，苻堅立志混一六合，實現年夜一統，并以此作為本身的政治抱負和人心理想。
懷有年夜一統情懷的少數平易近族酋豪不僅有南方的苻堅，嶺南少數平易近族首領冼包養夫人也秉持年夜一統理念。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懷有一統六合、混一宇內野心包養網的帝王，而后者則是極力維護統一、反對決裂的平易近族好漢。
《隋書·列女傳》載，冼夫人“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巖穴，部落十余萬家”，在嶺南一帶頗具影響力。當侯景之亂爆發、蕭梁危墜之時，冼夫人與陳霸先會于石，全力支撐陳霸先起兵平叛，并協助朝廷先后剿滅了李遷仕、歐陽紇、王仲宣等決裂勢力，鞏固了南朝對嶺南的統治。隋滅陳后，冼夫人率眾歸順隋朝，維護了年夜一統格式。每逢年節，冼夫人都要在廳堂陳列歷代朝廷賞賜之物，并諄諄教誨子孫：“汝等宜盡赤忱向皇帝。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意。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也，愿汝皆懷念之。”冼夫人深受儒家倫理影響，忠苦衷主，但并非逝世守愚忠于一家一姓的家全國，而是先后忠于梁、陳、隋三朝，其焦點思惟是維護國家的年夜一統，維護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
三、倫理認同與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
“每一種‘文明’不僅代表了差異性，並且消除了差異性：這個群體代表了一個相對同質的叢，并且旨在維護它的基礎規范和習俗打消異包養網 花園議的管制機制會強化和延續這種同質性。”[13](198）若何在分歧平易近族、分歧文明基礎上，達致一種倫理認同，是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的關鍵。兩晉南北朝時期，傳統儒家倫理在凝集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方面為后人樹立了榜樣。
1. 儒家倫理對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凝集與和一起配合用
盡管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決裂亂世，但總的看是分而不崩、離而不析的，即使十六國那樣割據林立，最終也通過前秦和北魏的兩次統一，實現了長江以北的政治一體化，奠基了南北朝兩年夜政治集團對峙的政治格式。在南北朝包養網心得彼此對峙的一個多世紀里，無論是北朝還是南朝都在蓄勢實現一統，盡管北朝后來又一度決裂成東、西兩部門，但最終中華年夜地還是自西向東、自北向南完成了統一，結束了持續三百多年的亂世紛爭。而長江以北的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除了強年夜的綜合國力和政治、軍事實力外，意識形態、倫理認同無疑是凝集平易近族配合體的主要精力動力。概言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意識形態焦點是儒家思惟，更確切地說，是儒家倫理，尤其是儒家政治倫理。
儒家政治倫理除了暴政愛平易近、孝治全國、忠孝為本等焦點理念外，還包含國家空間管理的和合觀念。自周秦至于魏晉，位于華夏的華夏政權通過協和萬邦有用地凝集起華夏族群與周邊少數平易近族表里共存、唇齒相依的平易近族配合體關系。兩晉南北朝時期進主華夏的少數平易近族政權繼承了華夏政權的意識形態，也都認同儒家政治倫理。他們通過不斷漢化來強化對儒家倫理的認同，塑造本身作為華夏正統繼承者的政治抽像，為其政權的符合法規性張本。這種做法主觀上當然是為了維護統治，但客觀上卻通過對儒家倫理的認同加快了平易近族融會，促進了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聚合，使兩晉南北朝成為平易近族年夜融會的主要歷史時期。
從兩晉南北朝的平易近族融會過程可見，對儒家文明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認同是中華平易近族在經歷了三百多年決裂動蕩、戰亂對峙后仍能分而不崩、離而不析的關鍵。雖然全國支離破碎，但各方割據勢力，無論是漢人政權還是少數平易近族政權，都認同中華文明和中華文明，也都努力于全國一統和平易近族融會。應該說，對儒家思惟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認同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主基調，是這一時期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凝集團結的基礎，同時也為我們明天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供給了歷史鏡鑒。
2. 倫理認同對多元一體中華平易近族的耦合與滲潤感化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融會并非南方少數平易近族單向度融進華夏這個大師庭中。這種融會包含習俗、品德等軟文明和生齒、聚落等硬載體，是全方位的，並且是雙向互動、互滲的。歸納綜合起來，平易近族融會是在倫理認同這一共識基礎上的彼此耦合和滲潤。一方面，漢族文明和儒家倫理敏捷影響并舒展到少數平易近族地區。少數平易近族政權對儒家文明的欽慕和政治管理上的儒家化以及儒學在少數平易近族地區的傳播都反應了漢文明及儒家倫理對少數平易近族政權和國民的影響。這種影響到后來達到一種登峰造極的田地，特別是北魏統一中國南方后，孝文帝以皇族為榜樣，帶頭實施漢化，周全融進華夏文明圈。另一方面，少數平易近族的一些觀念、習俗也潛移默化包養網地影響漢人的生涯，特別是那些生涯在華夏一帶的漢人。在各平易近族包養網融合雜處的生涯環境中，這些漢人的生涯習慣、包養網品德習俗、社會風俗也分歧水平地遭到少數平易近族風俗的影響。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教子篇》中就曾提到北齊的一個漢族士年夜夫為了討好當朝權貴，決心培養他兒子學鮮卑語和彈琵琶，反應出少數平易近族文明對華夏地區的深入影響。可見，平易近族融會更多表現在文明和社會風俗的交互影響上。在平易近族融會過程中，對儒家倫理的認同包養也是動態的，處于不斷耦合1與滲潤狀態中。在傳播過程中，儒家倫理逐漸成為各平易近族的配合價值尋求。
平易近族融會過程中的文明耦合與滲潤不僅加快了平易近族融會，也有利于堅持平易近族特徵。在一個多元一體的平易近族配合體中，既要維護配合體的團結與鞏固，又要堅持各個平易近族成員的特徵，這就需求確立并高揚起一種被平易近族配合體中各個平易近族所廣泛認同和配合尊奉的倫理價值。“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平易近族的彼此包養融會恰是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中華同質文明體系中分歧發展包養網 花園狀況的平易近族單元倫理文明的認同。”[14](117）一方面，“多平易近族國家的團結需求各平易近族以崇尚團結的配合倫理信心、配合的目標好處、彼此的認同感和同胞感等原因來鑄就”[15](34）；另一方面，在對配合倫理價值認同的基礎上，允許和鼓勵各平易近族之間的彼此耦合與滲潤，但這種耦合、滲潤并不以消滅任何一方的平易近族特徵、湮沒與融化平易近族文明為目標和代價，而是堅持平易近族的多元特徵，堅持平易近族文明的多樣性。
3. 儒家倫理對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的啟示
在談到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倫理認同時，有學者指出：“解決中國的平易近族問題，要堅持中國立場和中國話語，傳承并創新性地發展在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構成歷史過程中作為精力密碼的中華倫理認同。”[16](118）那么，在新時代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倫理認同方面，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沖突與融會給我們留下了哪些可傳承的精力基因和密碼？其當代轉換的路徑又是什么呢？
起首，傳統的年夜一統思惟與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整體性。前人常說全國年夜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總的說來，合是常態，分長短常態。從理論上講，這種分久必合的全國觀念是奠基在傳統和合思惟基礎上的，是和合思惟在國家政治管理上的體現。在國家管理層面，和合思惟不僅以“和”來協和萬邦、包涵個性，並且以“合”來彰顯整體性的政治思維，實現年夜一統的政治抱負，構建起平易近族配合體的政治格式。
兩晉南北朝雖然是決裂的亂世，但在這三百多年中中華平易近族始終是尋求統一的，是期盼和趨向分久必合的。而支撐這種價值觀念的就是年夜一統思惟。年夜一統始終是中華平易近族生生不息、像滾雪球一樣不斷發展壯年夜的精力基因和政治信心。說究竟，“‘年夜一統’形式要處理的焦點問題是‘邊境’與‘族群’的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認同問題”[17](25）。作為一種政治心思，“年夜一統”意識不僅有利于抵御決裂主義，維護國家統一和平易近族團結，並且對新時代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也具有非常嚴重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其次，傳統的“和而分歧”思惟與多元一體的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嘗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史伯看來，“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以同裨同，盡乃棄也”。孔子繼承發展了史伯的思惟，主張“正人和而分歧，君子同而和睦”（《論語·子路》）。說究竟，只要異質間的彼此碰撞與和諧互補才是推動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的最基礎動力，“和而分歧”思惟強調的就是異質間的對話、交通、會通、互補。
“和而分歧”不僅是一種哲學思惟和倫理價值，也是處理地區和平易近族關系的主要原則。《禮記·王制》曾經指出：“中國戎夷，五方之平易近，皆有其性也，不成推移。”基于此，國家管理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樣才幹使“中國夷蠻蠻夷，皆有安居、和味、宜服、應用、備器”。盡管這里存在以“中國”代指華夏的狹隘表述，但強調各平易近族各安其居、戰爭共處的觀念無疑是“和而分歧”思惟在處理分歧地區和平易近族之間關系上的體現。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融會也是在“和而分歧”基調下展開的，這一時期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的發展壯年夜也得益于傳統儒家的“和而分歧”思惟。主張中華平易近族多元一體的包養網排名費孝通師長教師創造性地提出“各美其美，佳麗之美，美美與共”的思惟理念。實際上，“美美與共”觀念就是對傳統“和而分歧”思惟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從平易近族認同的角度講，“和”指的是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中各平易近族的和諧與齊心，但這種“和”不是一種泯滅平易近族個性的混淆和消滅平易近族特徵的同質化，而是在強調一個配合的文明認同（即認同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文明）基礎上，對各平易近族特徵的兼容并蓄。恰是在對中華文明和倫理認同的基礎上，56個平易近族才凝結成一個團結統一的整體，這也恰是“和而分歧”思惟在筑牢多元一體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中的感化地點。
最后，傳統的全國一家意識與平易近族同等、團結合作。在傳統儒家觀念中，盡管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的狹隘心思，但包養主流還是“全國一家包養平台推薦”的觀念。即使從先秦到兩漢魏晉時期漢族與南方少數平易近族之間沖突不斷，但從族源上其實都是一家人。《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廣義上講，漢族與少數平易近族本就是親如兄弟的一家人。“在‘全國’這一文明單元內，‘華夏’與‘四夷’是一家，是兄弟關系，人倫關系貫穿此中。”[18](4）在傳統儒家思惟中，“視全國如一家、中國猶一人”的觀念是一種被廣泛認同的價值觀念。
盡管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沖突與融會含混了平易近族間的地區分野，但也打破了二元對立狀態，加快了平易近族間的融會，凸顯了全國一家意識，促進了華夏漢族地區與周邊少數平易近族地區的融合互動，使得層層推擴的儒家全國形式發生質的改變。四裔地區不再是遙遠的荒服之地，而處在邊地的少數平易近族也走上了中國政治舞臺的中間。這種平易近族間界線的打破，不僅是地區上的，更是平易近族心思上的，其使得各平易近族融會成緊密團結、不分彼此的一個大師庭。這個平易近族大師庭不是長幼尊卑的家長制縮影，而是同等的兄弟姐妹式的集聚，其沖擊了少數平易近族不成為君的陳腐觀念，晉陞了各平易近族配合參與國家管理和政治生涯的意識。傳統儒家“全國一家”思惟促進了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融會與互動，而平易近族之間的融會與互動又反過來給北朝注進了勃勃生機。某種水平上講，隋朝能包養振起雄風，一統全國，唐朝能以一個絕後開放包涵的姿態培養亂世輝煌，都離不開“全國一家”思惟為中華平易包養網近族配合體注進的精力動力。這不僅為我們明天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供給了理論依據，也為構建人類命運配合體供給了智力支撐。
說究竟，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與各平易近族的關系，就像一個大師庭與每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而各平易近族彼此之間的關系，則是大師庭中分歧成員個體之間的關系。在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這個大師庭中，各平易近族的位置是完整同等的，彼此之間是合作互愛、親如兄弟的關系。歷史上，將中華平易近族凝結成一個平易近族配合體的黏合劑是年夜一統、和而分歧、全國一家等價值觀念。在明天，鑄牢中華平易近族配合體意識也要積極吸納傳統文明精華，實現優秀傳統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全國各族國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路。
注釋
1耦合（coulpling）底本是物理學術語，年夜意是指兩個具有耦合關系的系統，彼此間彼此感化。滲潤（Infiltration）原系地球科學術語，專指水分子對泥土、植被等的滲進和滋潤。耦合和滲潤還被廣泛用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本文借用耦合和滲潤這兩個專業術語來表述平易近族間的互動、影響和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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